风水古建与赣南

中国风水，历史悠久。风水术，亦称相地术或堪舆学，是经数千年不断演变而成。就其积极意义的一面来看，主要指人们从生存需要出发，结合传统文化，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安排与处理的原则与方法，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一门学问。风水术起源于华夏民族先民对于居处环境的勘察与选择，中国最早的文学总集《诗经》就有先民相地的记载。《大雅·公刘》篇述公刘率领周朝先民迁居幽地时，不仅察其山水，亦测其日影，相其阴阳，观其日出日落，以确定居处，随着经验的积累，古人逐渐意识到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认识到水火山泽、日月星辰、风雨雷电、自然方位、四时变化等对人的生活生存的影响，至汉末，形成了风水术的原形。唐宁之际，形成了两大风水理论流派，即江西的形势派和福建的理气派。

在风水界，真正承前启后，建立风水学规模，被奉为形势派始祖的是唐代国师钦天监博士杨筠松。杨，名益、字叔茂。唐末之乱，杨弃官为民，逃离深宫，回归民间，来到赣南。先至宁都怀德乡，后定居兴国三僚，收徒授艺，以至三僚成为中国风水**村。唐亡后，他断发隐居，死于于都，葬于药口（亦名乐口）。由于杨扶贫济困，以他的风水术帮助贫困百姓匡扶正义，打击邪恶，民间有口皆碑，尊称为“救贫”先生。
杨救贫及其传人不仅在江南妇孺皆知，并享誉港澳台、东南亚，而且他们以其过人的聪明才智，演绎出华夏文明的千古辉煌。

    万里长城，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浩大的工程，据说宇航员遨游太空，回眸地球，惟一能分辨的建筑就是中国的万里长城。我们今天游览的主要是明代长城的遗址，而主持明长城修复勘测规划的正是来自兴国的杨筠松的传人曾从政。永乐十一年夏，曾从政随庶吉士王英率兵600，历时6年，经过辽宁、内蒙、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遍查六省，实行“因地而形，用险制塞”，沿线相度择定了辽东镇、蓟镇、宣府镇、大同镇、延缓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等九镇，把长城变成一道纵深完整的防御体制。

号称****祭坛的天坛，亦是曾从政堪兴长城后，于永乐18年相卜勘测，于永乐22年完工。

在此之前，另一位同样来自兴国三僚的廖均卿则于永乐5年应诏进京，受命在北京堪定皇陵，永乐7年，选中今昌平县东之黄土山，此后安葬着自成祖以后明代十三个帝王，世称十三陵。廖均卿主持了十三陵之首的长陵的勘测营建，今陵前勒石铭碑，记述其事，廖均卿以其特殊贡献，御碑留名。此后，廖又参与了故宫大皇城的堪址营建。

今天的上海，已是世界第四大都市，亚洲明珠，而**个提出建造上海古城并负责堪定营建者也是明代任松江府通判的宁都人李国纪。明时，松江府设治于原吴凇江边的渔村华亭，常受倭寇、海盗的侵扰，李国纪向知府献出建城方略，并受命于嘉靖32年（公元1553年）筑起一座高8米，长4500米城墙，后又增建箭台20座，并筑大境阁等4座阁楼。现被上海市列为该市城建发展史珍贵文物的古城大境阁内勒石刻着上海**代城池建设者李国纪的功绩。

作为客家民居建筑的杰出典范，已被搬上国家名片邮票的“土楼王”——承启楼，它的选址设计者之一——陶张，也出自赣南。他与福建客家乡亲一道共同谱写出一曲客家建筑雄浑交响中的华彩乐章。

应该说，风水观的形成，是华夏文明进步的标志；风水学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是华夏文化发展和成熟完善的结果；风水术的复杂化和神秘化，是人类在对自然的奥秘和未知世界的认知的感性阶段的必然产物。但是，扑朔迷离的风水学，很长一段时期，被认作“禁区”。近些年来，随着“人类环境”科学研究的升温与重视，“风水”也再度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关注，有关风水的文章和著作逐渐增多，反思“风水”这一复杂现象，既肯定风水里面有科学，也指出有人利用风水搞迷信，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现代人眼光和现代科学角度对“风水”和“风水术”进行研究与探索，认为风水术与地理学、建筑学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由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风水探源》一书，著者何晓昕在该书“引言”中说：“本书通过对风水盛行的东南地区赣闽浙皖苏等省的调查，推导风水的主导思想与语言模式，以加深对祖国传统建筑内涵的认识，并企图对之作出一定的解释、论述及评价。”何晓昕的导师潘谷西教授在该书的序中则说：“风水的核心内容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一种学问……风水产生于农业社会中，是人们渴望把自身和谐地统一自然之间而采取的一种自我完善手段”。一些海外学者也说“风水是为找寻建筑物吉祥地点的景观评价系统。它是中国古代地理选址与布局的艺术”（1989年**期《自然科学史研究》）。

总之人们期待分清风水的是与非，让风水中的合理性从迷信中剥离出来，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摘自赣南客家画报）